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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憲群

 

  自主知識體系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立足自身實際，為回答自身問題而構建的具有民族性、原創性和學理性的知識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歷史學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成熟完備的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無疑對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具有基礎性、長遠性的重要意義。

 

 

  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體現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理論自覺意識，也體現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需要放到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時代背景和迫切需要中去看待。

 

  19世紀以來，“西方中心論”甚囂塵上，在史學領域也有重要表現。“西方中心論”是以“文明優越”為價值內核，以“種族優越論”、“制度優越論”、“文化優越論”為形式表達的一種文明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世界歷史、中國歷史的認知。事實上，中國歷史是世界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又有其自身的獨特內涵，不能以西方為中心，簡單套用西方某些歷史概念和理論來研究中國歷史。不能凡是西方話語體系有的，我們就承認，更不能一切都用西方的歷史解釋模式來解讀中國歷史。例如關于文明起源的標準，如果按照西方的“文明三要素”（即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的出現）理論，中華文明就沒有五千多年的歷史。這不僅與傳世和出土文獻記載不符，也與日益豐富的中國考古學實踐不符。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根據考古實證提出的文明起源“中國方案”獲得廣泛認同，充分說明不同的文明應有不同的“文明”標準，不能用一種標準來衡量所有的文明內涵。又如，某些西方學者拋出的所謂“東方專制主義”，就是強加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暴力性”名詞，是對中華文明政體結構的曲解，是對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曲解，其政治目的性十分明顯。再如“滿蒙史觀”、“征服王朝論”、“內亞史觀”、“新清史觀”等，制造中國古代北方草原民族與中原王朝二元對立的虛假歷史，并試圖將他們從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分離出去，肢解歷史中國。其中的一些史觀還表現出一脈相承的特點，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成為分裂中國的理論資源。實踐證明，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是回應“西方中心論”、反擊反華分裂雜音的迫切需要。

 

  除“西方中心論”之外，當前中國史學研究還存在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研究過于“碎片化”。近年來，西方一些史學研究者和學派放棄了對總體史的追求，導致歷史學的“碎片化”。有學者將史學研究“碎片化”癥狀概括為三點：一是論題小而微，缺乏大關懷與大問題；二是論題細碎而零散，缺乏大聯系與大序列；三是論題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論與大闡釋。這種傾向對史學研究造成了很大影響，使研究者把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消耗在無數與歷史發展主線無關的瑣碎史事之中。歷史研究當然要從具體的細節問題入手，但不能沉浸在“碎片化”之中。有學者關注到，研究領域的過于偏狹和整體史的嚴重欠缺，已經成為制約史學發展的瓶頸，長此以往歷史學就注定要喪失自己應有的精神境界。他們呼吁，史學乃綜合與融通之學，要樹立大歷史觀，燃起把握歷史大勢、掌握歷史規律、探尋歷史方向的理想之火，沖破狹小逼仄的“碎片化”格局，改變“饾饤之學”的不良觀感，重新閃耀思想的光芒。

 

 

怎么對待本國歷史？怎樣對待本國傳統文化？這是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解決好的問題。這些年來，隨著我們對中華文明和中華歷史文化主體地位重要性的重新認識，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者的市場已經不再那么熱鬧，但絕沒有消失。他們往往以更加隱性的、變化的方式出現，甚至打著“學術化”的幌子兜售其思想觀點，危害性仍然不可小覷。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是一種體現在學術研究領域的思想觀點和研究傾向，其根本目的在于虛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虛無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道路，虛無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是一種帶有強烈現實訴求的政治思潮。它們用錯誤的歷史觀和歷史知識誤導社會，以“反思”、“重新評價”、“范式轉換”、“還原真相”等為名目，曲解中華民族歷史，就是為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合法性。堅決有力辨析和清除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的影響，離不開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用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講深、講透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發展史和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主流、主線和本質，是回擊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的有力武器。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歷史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盛衰興亡的真實記錄，是前人的“百科全書”，是前人的實踐和智慧之書。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是古老而又青春的中國歷史學自覺回應時代呼喚的生動體現。

 

 

  知識體系是以高度理論化系統化的學科、學術、話語等形態呈現出來的精神產品集群，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核心理念及其價值訴求。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需要把握深厚的歷史文化源流。

 

  汲取傳統史學的豐富營養。中華民族素有重視歷史的優良傳統，中國史學古老悠久，留下了豐厚的史學遺產，幾乎全方位地記載著中華文明發展演變的軌跡。傳統史學體裁豐富，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典志體等都是突出代表。唐初史學家在編纂《隋書·經籍志》時，就將“史部”書籍劃分為十三類。唐宋以降更是異彩紛呈。除了官修史書外，還有大量的私家著述，體裁各異。無論何種體裁，大凡一經創立，即綿延不斷，形成巍巍壯觀之勢。夏商以降中國就有了王朝史官設置傳統，史官在中央職官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國家修史的優良傳統。史官以追求真實的歷史記錄為己任，《左傳》中記載的齊太史兄弟、南史氏以及晉之董狐，不惜生命，前赴后繼，秉筆直書，捍衛了史書的真實、史官的尊嚴。孔子治學，沒有足夠文獻來證明的問題寧可不寫。司馬遷作《史記》，其中的很多記載已經被考古發現所證實。漢代班固稱《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實錄”也成為史學的一種體裁。“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正是中國傳統史學求真精神的反映。中國傳統史學不僅求真，還有著濃厚的經世精神，《尚書》、《春秋》、《左傳》等先秦史學作品中，包含著諸多總結經驗、探討規律的內容，甚至本身就是治國文件的匯編。秦漢以后，無論史家選擇何種史學體裁，從國家治亂興衰的角度來編纂歷史，希望史學作品能夠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借鑒，始終是他們著史的不懈追求。傳統史學從體裁、史觀到概念話語，為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奠定了深厚基礎。

 

  汲取近代史學的豐富營養。中國近代史學是指從19世紀后期到新中國成立的中國史學，這是中國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的轉變時期。近代史學在理論方法上取得很多成就，康有為的歷史進化觀、梁啟超的“新史學”觀、章太炎的歷史思想，以及夏曾佑、劉師培、柳詒徵等運用新的歷史觀，采用西方傳入的新的歷史概念和史書編撰體例撰寫中國歷史，都開辟了近代史學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新境界。雖然他們的史觀及其實踐有很多局限性，但深刻體現了史學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的必然性。當然，近代史學的最大成就還是史學家運用近代科學方法，結合中國古代史料特別是新出材料，對中國歷史的實證性研究，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顧頡剛、呂思勉、鄧之誠、蒙文通等都是代表。近代實證史學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革新、研究成果的取得上，都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是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可或缺的內容。

 

  汲取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寶貴財富。實證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但不是史學研究的根本目標。幾與近代史學興起同步，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唯物史觀受到關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萌芽。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從其產生的時候開始，就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新中國成立之前，以李大釗、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范文瀾、侯外廬、胡繩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將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出版了一批重要論著，不僅取得了重大史學成就，也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提供了學理支持。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主流，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得到廣泛認同。運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探討中國歷史中的重大問題，為揭示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獨特性提供了新視角。例如關于中國歷史分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漢民族形成問題的探討，以及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問題的探討，等等，為史學領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深入認識中國歷史特點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此后中國歷史學的學科建設提供了很多新的生長點。改革開放后，史學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在史學研究發展方向的規劃上，在研究領域的深化與學科體系構建的完善上，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豐富發展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史學步入了繁榮發展的新階段。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歷史研究寄予厚望，針對歷史科學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史學領域中唯物史觀的地位更加鞏固，學科特色與問題意識更加突出，為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指明了方向。

 

 

  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是當前歷史學界必須承擔起來的學術使命。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歷史科學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旗幟鮮明地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清晰而響亮地發出新時代中國歷史學的學術正聲。

 

  唯物史觀的創立，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次偉大革命，為人們形成正確的歷史思維、推動學術發展提供了科學理論和有效方法。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唯物史觀是我們共產黨人認識把握歷史的根本方法。”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始終離不開唯物史觀的科學指引。比如，深刻認識“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就要避免用西方史學理論裁剪中國現實，而是要構建扎根中國文化、立足中國國情、解決中國問題的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正確認識和探究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比如，深刻認識“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就要樹立為人民研究歷史的學術理想，讓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主角、以人民為主題成為史學研究者的一種內心自覺，為人民述史立傳、為人民謳歌書寫，真正做到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里；等等。當然，堅持唯物史觀必須建立在全面、系統、辯證的基礎上，而不是機械式、教條化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兩個結合”本身就是對唯物史觀的堅持運用。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就要把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相結合，運用唯物史觀對以往歷史進行系統研究，不斷弘揚中國史學的求真、致用精神，深入提煉中國傳統史學中具有獨特內涵的概念話語。這既是“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內在要求，也是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優勢所在。

 

 作為哲學社會科學乃至一般科學的基本結構，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三者彼此相對獨立，又密不可分，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目標指向。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的問題。中國歷史學作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也隨之提上日程。2019年，總書記在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提出：“希望我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繼承優良傳統，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著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推動相關歷史學科融合發展，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要全面謀劃我國歷史學學科布局，不斷完善學科設置，既抓好優勢學科、基礎學科，扶持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和冷門學科，也要重視和推動現實意義顯著的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成長；加強多學科融合發展，打破歷史學各學術領域之間、歷史學和其他學科之間的壁壘，促進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之間交叉融合，合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手段，推動歷史研究獲得新認識、取得新突破；打造新時代中國史學學派，培養立場堅定、功底深厚、結構合理的史學人才隊伍，讓中國特色史學思想、史學精神、史學傳統代有傳承、開枝散葉，使中國史學學派成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三大體系”的有力支點。

 

  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國家的學術研究成果，而是要“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這就要求既不能跟在西方史學的后面亦步亦趨，盲目照搬他們的理論方法、話語體系，而是堅持繼承性、民族性，秉持中國史學經世致用優良傳統，突出中國史學主體性和史家的主體意識；又要開門搞研究，把中國史學研究放在全球視野范圍之內，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探究歷史規律，對海外史學研究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以海納百川的胸襟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海外史學研究的一切優秀成果。

 

  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善于反思、自覺反思的民族，重視史學是中華民族的一大優良傳統。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要深刻把握時代賦予史學工作者的歷史使命，彰顯中國史學的主體性，形成獨樹一幟的研究范式、學術風格、理論特色和學術團隊，努力打造歷史研究的中國學派，增強中國史學的國際話語權，為不斷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貢獻史學智慧和力量。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